1978年的高考，是文革之后的第二届高考。从小就学习成绩出色的沈太福高考失利，最终考取了长春水利电力学校。两年后，沈太福毕业分配进了长春市水利局担任技术员，也就是在这一年，他和自己刚结婚没多久的妻子孙继红迎来了自己的儿子。
沈太福在水利局的工作虽然工资不高，但也算是“铁饭碗”，妻子孙继红是一名普通工人，但工作也很稳定。一家三口，日子虽然过得比较平淡，但也其乐融融。
那天他下班回家，发现4岁不到的儿子在家门口站着，垂涎欲滴地看着邻居家的孩子在吃一根香蕉。
香蕉在当时虽已不算稀罕物，但沈太福家里却也不是经常买的。吃香蕉的邻居家孩子，父亲是个小车司机，所以经常有些“油水”和“外快”。
这起“香蕉事件”让沈太福记忆犹新，当时也激发了自己心中积蓄的不满：在科里一直升迁无望，拿着一份死工资，妻子也就那一份菲薄的收入，日子一眼望得到头，可完全想象得到退休的样子。
此时，改革开放的春风正吹拂神州大地，全国各地都涌现出了一批带头“发家致富”的能人，但凡有些想法和有些闯劲的人，都感到自己有了用武之地，相信凭借自己的努力，“明天会更好”。
身高只有1米6的沈太福，在他30岁那年，决定离开“舒适圈”，去寻找属于自身个人的人生舞台。
他的妻子孙继红先辞去了工厂的工作，注册了一个企业，但实际掌控人是依旧留在体制内的沈太福。
沈太福确实目光敏锐，头脑灵活，专门进那些利润空间大又紧俏的日用品。比如他进了一批质优价廉的折叠伞，低买高卖，光这一笔生意就赚了好几千元——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小数目。
在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之后，沈太福底气也足了，很快就辞去了水利局的工作，全身心地投入了商海。
一开始，沈太福是与自己的兄弟沈太安办了一家科技开发咨询公司，尽管这是吉林省第一家民营的科技开发咨询公司，但似乎公信力不足，饶是他们天天骑车走遍长春市街头巷尾做广告，依旧拉不到生意。
痛定思痛，沈太福通过关系运作，包下了长春锅炉仪表厂——这个厂名头听上去很大，但其实就是一家亏损的街道企业。
但是，沈太福确实有一些业务能力和钻研精神，他和兄弟沈太安研制成功了一种“双色液位计”，稳定性很高且优异，获得了8个部委发文推广应用。有了国家权威部门的背书，长春锅炉仪表厂当年就扭亏为盈，获利47万元。到了1986年，光这项新产品的产值就超过了2000万元。
沈太福兄弟1985年申请的相关专利。关于“双色液位计”，沈太福前后一共申请有11项专利。
至此，沈太福其实已经成了长春市小有名气的“改革开放创业人物”，如果他能继续发扬刻苦钻研的精神，经营好那个长春锅炉仪表厂，前景倒也不可小觑。
但是，沈太福的目标绝不只是经营好一个小小的街道工厂，他的目标是要打造一个像中关村的四通公司那样的企业。
1986年，沈太福进京洽谈，四通公司还真的就“双色液位计“这一个项目与他签订了合作协议，但双方因为一些问题闹得很不愉快，这一个项目没多久就告吹了。
1989年1月，沈太福带着妻子孙继红在内的6名亲戚坐上了长春开往北京的火车。还穿着对襟小棉袄的沈太福看上去显得有些土气，但却是信心百倍的。
这家公司是沈太福押上自己全部的8万元本钱，再集资了22万元注册起来的，公司的法人、董事长和总经理，都是他一个人。
所谓“红帽子企业”，简单来说，就是由私人资本投资设立，又以公有制企业（包括国有和集体企业）的名义进行注册登记或挂靠的企业——名义上是公有企业，但实质上就是私人企业。
在基本上只有公有制企业的改革开放初期，大批“红帽子企业“的出现，对盘活中国经济、促进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贡献，但也因为定性的模糊，带来了很多历史遗留问题。
沈太福当时当然不会知道，他的这顶“红帽子”后来会对他的人生产生决定性影响。
公司成立，总要有业务，最好是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。沈太福一直对科技情有独钟，也一直在搜寻各种可能会带来非常大效益的新型科技专利——他把目光锁定到了“新型电机”这条赛道。
电机，俗称“马达”。当时中国的电机水平与国际差距很大，国家也相当重视，所以一旦在这个环节有所突破，将会带来非常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。
沈太福在偶然中发现了一条信息：一位叫屈维谦的辽宁阜新矿务局的工程师，在1984年发明了一种叫“逆变型无整流子三相换向器电动机”，但因没有在规定期间内补交维持费，所以专利技术向公众公开了，不再具备再次申请专利的条件。
沈太福立刻辗转找到了正在北京寻找机会的屈维谦，以月薪2000元聘请他为公司总工程师，配轿车和公寓，条件是屈维谦把这项专利卖给他——在月薪普遍只有300至500元的90年代初，沈太福一出手就把屈维谦“砸”晕了，立刻答应了他的要求。
很快，沈太福把屈维谦的专利重新包装后，以“内反馈可控硅串级调速器”的名称，再次向国家专利局申请“实用新型”专利。按照沈太福给出的预估，使用了他的电机技术，可以节电20%至70%不等。
沈太福当初申请的“内反馈可控硅串级调速器”专利，之后他通过办法将屈维谦从“设计人”一栏中去除了
在获得专利后，沈太福又通过不为人知的渠道从银行里取得了5000万元的贷款——关于这笔贷款沈太福是如何取得的，目前各种公开资料里都特别难找到详细交代。
但事与愿违，国内的电机市场并没有沈太福想象得那么简单。截至到1992年上半年，沈太福贷款来的资金已经耗费殆尽，但产品却始终打不开销路，“总工程师”屈维谦也离他而去了。
此时的沈太福一方面想投入新的研发技术，一方面又苦于缺乏资金，银行根本不可能贷款，苦思冥想之下，终于想出了一个“打翻身仗”的方法。
任何人都可以与北京长城科技产业公司签订“技术开发合同”，投资长城公司的“节能电机”技术和项目开发，每一份投资最低额是3000元，上不封顶。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》的明确规定，所谓的“技术转让”最终是要让人取得技术为目的的，而沈太福并没有出让关于技术的任何权利，只是让参与投资的人获得利息上的回报。
为了吸引别人愿意投资，沈太福对回报的利息做了深入的研究。当时国家银行给出的储蓄利息已高达12%，而民间地下金融借贷的年利息在15%至20%之间，所以沈太福几经研究，开出了一个让人几乎没办法拒绝的高额利息：
沈太福公开声称，长城公司研发的高效节能电机经能源部门测试计算，只要替换掉目前中国运行的风机中的1/3，一年就可以节电400亿千瓦，未来市场发展的潜力简直不可限量，所以投资毫无风险，等于是坐等天上掉钱。
1992年5月28日，长城公司斥巨资在钓鱼台国宾馆举办“节能电机技术”的专家鉴定会，通过之前的打点疏通，到会的大部分专家都表示看好这样的产品——但事实上，沈太福的这项技术只停留在理论阶段，少数制作出的成品都是失败的。
但沈太福拿到了这份“背书”后大肆宣传，结合令人咂舌的高利息回报，很快就吸引了大批的普通老百姓——国家有关部门都认证过了，还有什么可担心的？
但他们很少有人会去冷静想一想：当时中国的工业利润率只有10%，有什么产品在让人拿走24%的利润后还能盈利？
精明的沈太福并没选在首都北京开始他的大规模宣传，而是选择当时全中国投资热情最高，堪称“冒险家乐园”的海南岛作为第一站。他在海口等城市购买了大批媒体的广告版、露天场地的醒目广告位，放高空气球，拉横幅，宣传他的集资项目。
最关键的是，他雇佣了一大批当时海南歌舞厅的和小姐，许以高额的回扣，让她们去拉客投资。事实上，这招效果奇佳，大批晚上去歌舞厅消费的全国各地老板纷纷听从“红颜知己”的建议，慷慨解囊。
1993年，只有600多万人的海南岛上已经开出了2万多家房地产公司。1991年海南全省房地产平均价格为1400元/平方，到了1992年一下子飙升到了5000元/平方，并在1993年上半年创下了7500元/平方的奇迹——当时北京和上海的房地产平均价格不过是1000元/平方左右。
沈太福趁热打铁，又组织起一波媒体宣传报道。在那些报道中，长城公司已经是一个“拥有12亿元固定资产、各项专利技术300多项的‘中国通用公司’，产品订单已达到15亿元”，是中国科技和工业的“新长城”。
在种种因素的催化下，沈太福的集资团队席卷全国17个城市，除了上海、大连、东莞等少数几个城市的相关主管部门对这种集资行为表示之外，很多城市都掀起了“长城旋风”和“沈太福崇拜”。
截至1993年2月，全国17个城市超过10万人参与到了这项集资活动中，集资额超过5000万元的城市为9个，其中北京最多，集资额达到了2亿元。
他以每年150万元的租金，把公司搬到了北京地质仪器厂的一座四层办公楼。在公司的一楼有八个办公室，两间是让人领取合同的，两间是签订合同的，两间是交款的，剩下两间是盖章的，每天八间办公室车水马龙，熙熙攘攘，伴随着点钞机永不停息的声音，场面让人叹为观止。
他在全国各地开出了20多家分公司，100多个分支机构，雇员达到了3000人。在总部，他租了10辆奔驰250轿车作为业务用车，每天用来跑业务——劝人投资。自己则出入都是高级奔驰轿车，在歌厅、高级饭店一掷千金。他曾经甩出一万元现金，只为让一位小姐为他唱一首《星星点灯》。同时，他还在亚运村的公寓楼包下了六间高级套房，供家人和亲戚居住。
他极力搞好与各大媒体记者的关系，对于给他写正面报道的记者，甚至一次可以送出几万元的红包。他先后聘请了160多名曾经担任过司、局级别的老同志担任公司的高级顾问，开出了远高于市场中等水准的薪水。
北京地质仪器厂是长城公司电机的生产基地，沈太福请全厂中层以上干部去中关村明珠海鲜大酒楼吃火锅，一桌的标准是1000元。为此，厂里的工会主席辞职，在全厂游说职工加入长城公司。
在沈太福的高调与“多金”面前，很多最初抱有怀疑的人，都打破了疑虑，甚至成为了沈太福的忠实拥趸，包括国家科委副主任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这样的高级官员都曾大力为沈太福站台，这也增添了普通群众对沈太福和长城公司的信任，而沈太福也由此更加迷失了对自己的定位。
据一位和沈太福长时间打过交道的人回忆，在一次会议上，沈太福当场要求增产几十台电机——给的时间不到20天。一位高级副总裁当场表示：生产一台电机需要订立计划、采购原材料、准备设计图纸和加工图纸、准备工艺文件和加工装备、开模等等一系列复杂工序，10几天完全不可能。
沈太福随即当场宣布解除这位高级副总裁职务，任命另一个现场表态支持的下属立刻接替。
当然，沈太福有一点还是清醒的：公司营业收入再虚报，但上交的税款是真金白银的检验。
所以，他把3.2亿元的集资款腾挪为公司的营业出售的收益，然后向税务部门缴纳了1100多万元的税款。
自以为这样做就天衣无缝的沈太福，并不知道他的疯狂行为，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警觉。
这位雷厉风行的副总理点明挑破了沈太福的“长城集资模式”的危害——尽管有不少人心里其实也清楚：
且不说长城公司并没有真正拿得出手的拳头产品，很可能是“拆东墙补西墙”的集资诈骗，即便有，这种缺乏控制的体制外集资方式如果被纷纷效仿，那么中央的金融管制政策将如同一纸空文。
1993年3月6日，沈太福看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发出的通报：《关于北京长城机电产业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乱集资问题的通报》。
“实际上是变相发行债券，且发行额大大超过其自有资产净值，担保形同虚设，所筹集资金用途不明，投资风险大，投资者利益难以保障。”
第一件事，他组织了一批律师，宣告要起诉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，索赔1亿元人民币。
第二件事，他在北京举办中外记者招待会，宣称国家科委与中国人民银行有矛盾，牵连了他这个非公有制企业，现在他也不想干了，公司准备面向国外拍卖。
然而，在中国人民银行发出的通知面前，这个近乎疯狂的利息回报对广大老百姓已经失去了诱惑力，在短短几天时间里，长城公司在全国各地的分公司门口排起了长龙，猛然醒悟的老百姓们都要求立刻赎回自己的投资款。
长城公司总部所在地被要求赎回的群众围得水泄不通，公安局长带着几百名警察天天维持秩序，沈太福迫于压力，出来回应过一次群众，但只丢下了一句话就匆匆离去：
3月31日上午，沈太福又一次召开了中外记者发布会，表达自己的“冤情”，下午，他就出现在了北京首都机场，准备逃离。
在当时，所有关于“非法集资”、“集资诈骗”、“非法吸收公众存款”、“擅自发行股票、公司、企业债券”等一系列罪名，都没有建立完善，无法对沈太福进行定罪。
经查明，沈太福先后向包括国家科委副主任在内的21名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共计25万元——是为行贿罪；
经查明，沈太福曾几次让妻子孙继红以“借款”、“提成”等名义从公司账户中支取数百万元，存入个人账户，构成贪污——是为贪污罪。
行贿罪确凿无误，但“贪污罪”引起了一些争议，争议点就来自于长城公司是“红帽子企业”——谁都知道，只是挂了“集体”的牌，是私人公司。
而沈太福在狱中也曾上诉：北京市工商部门不接受私人申请创办“高科技公司”，我不能成为贪污罪的主体，也没有贪污的动机和行为，因而不构成贪污罪。
“判我什么罪我都认，但我唯独不接受‘贪污罪’，公司是我自己开的，我拿自己的钱，怎么变成贪污了？我不服！”
政府有关部门在全国各地一共成立了20多个清查组，在国务院的直接参与下，历经半年时间，终于把账全部厘清。最终，“长城集资案”的投资者们最低都领回了70%的本金，全国清退款总比例达90%以上——北京的投资者基本拿回了95%的本金。
而在狱中的沈太福，还是没有认清问题的严重性，他甚至开出了天价金额，要求检察人员“放他一马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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