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不能躺,一躺下就起不来了……”这个画面截取自《人民日报》一个点赞数最高的短视频——他是院士,也是将军,他参加过我国所有核试验,生前却一直默默无闻。和全军挂像英模其他几位常常会出现在教科书上的英雄人物比起来,他的名字相当陌生,并没多少人知道。他一辈子隐姓埋名,始终坚守在罗布泊。
★从北京开会回来的王处长,兴奋地向大家宣布:党中央、毛主席决定,我们的核试验任务,很快就要上马了。久已盼望的这一天终于到来。
连绵不断的大山,崎岖不平的小路,一个赤脚光头的少年,皱着眉头,迈着与他年龄很不相称的沉重步子,慢慢地走着。从福建永春县县城中学回家,三十里路,一个早晨就到了。他不是个漫无边际幻想的人,除了边走边思考一道数学题,只想赶快回家帮母亲干点活。
扎扎实实地干上一天农活,下午再用长跑的速度赶回学校。过完了高中生活的最后一个周末,在1955年大学报考志愿书上,他写下了自己的名字:林俊德。
不久,林俊德接到了浙江大学机械系录取通知书。报到时,他的行李就是一个口袋,装着一条父亲用过的被子,一张草席,连个褥子、单子也没有,路费也是借的。
五年的大学生活,他过得很平淡,四个字就能概括:学习,锻炼。他不喜欢抛头露面,开会不爱发言,平时不愿和人交往。生活是艰苦的,除去伙食费外,他身上穿的、学习用的就靠每月4元的助学金。
他听说这里的工作是搞的,要到大西北去,心里又高兴又紧张,想赶快学点东西,担负起党交给的历史重任。很快,林俊德结束了在北京的集训,到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进修去了。
到达哈军工是3月10日,当时冰雪欲化,而春寒未消。带领他们进修的王元才处长,是1941年入伍的老同志,经常联系实际讲战争年代的故事,讲部队的光荣传统,虽然只读过五年书,可是常常同进修的同志一起听课,听不懂也咬牙坚持。当时,力学组就林俊德等八名青年学生。王元才处长对他们讲:我手下就你们这些兵,将来就看你们的。林俊德觉得胸怀开阔了,眼光放远了。
党组织对这个出身好、年龄小、肯用脑、爱钻研的年轻人很重视,将他作为重点培养对象。此后两年时间,他补学了数学、物理、流体力学、电子学等基础课程,还在巩固俄文的基础上,初步学会了看英文技术资料。
1962年冬,在哈军工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,从北京开会回来的王处长,兴奋地向大家宣布:党中央、毛主席决定,我们的核试验任务,很快就要上马了。久已盼望的这一天终于到来,人人激动的心里就像燃着一团火。一向不爱说话的林俊德,这时却围着王处长一个劲地问:“我们的任务呢?我们的任务呢?”王处长神秘地说,你们力学组就是要搞像cg-725那样的自记仪,测冲击波。
按照领导的布置,他们在回北京前一个月停止了上课,全力以赴查资料。林俊德分管测试仪器方面,他外文水平不高,查起来很费劲,仅靠着一股子顽强的精神,在图书馆里拿着字典一坐就是半天,基本上查遍了哈军工收存的有关特刊和专刊,还把美、英、苏有关力学和仪器方面的期刊,从30年代起的每一期目录查了一遍。
当林俊德他们回到北京时,我国首次核试验初步技术方案已基本确定,测试任务的科学课题也基本明确,各个梯队、每个方面的攻关战斗正全面展开。开始,林俊德和几个学机械的同志协助研究所领导筹建工厂,列出人员设备清单。不久,他调到力学研究室,担任核爆炸冲击波机测仪器研制小组组长。
为了更有把握,林俊德他们想请些技术较好的单位承担试制任务。他到太原、上海跑了好几家工厂和研究所,但一提标准和完成时间,这些单位的人都摇头,说想干也干不成。最后,哈军工承担了这个任务,研制小组派人去协作,林俊德和另外几名同志留下来,继续探索其他方法。
苦惯了、穷惯了的青年人,就是有个苦钻劲儿。林俊德想,洋人也不比我们多个鼻子多个眼,科学这东西谁都可以掌握,看他努力不努力;外国人能搞,我们也一定能搞出来,而且要比他们干得更好。
他像钟表一样有规律的生活小习惯改变了,奔走在工厂和图书馆,搞调查,看资料,中午也不休息,晚上忙到两三点,满脑子全是自记仪。吃饭、走路也在想,实在累了,就把被子一裹,往草席上躺一会儿。本来他生活上就不讲究,这时更是丢三落四,洗澡、理发、换衣服都要领导催促。好在他的全部家当就是一条被子、一张草席,还有做枕头的口袋,乱也乱不到哪去。但对待工作,他却是认真细致,一丝不苟。
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,他提出了自己的设想。他认为,对外国的东西,即使是先进的成功的,也只能依照我们自己的真实的情况学习借鉴,绝不能照搬照抄。他们决定采用外国的原理,搞出中国式的压力自记仪。他的设想,得到了研究所技术领导的积极支持。
什么都是白纸一张,一切都要从零开始。初期,静标定实验,没有氧气瓶和空压机,又不能等,就到黑白铁社,焊了个储气瓶,用打气筒标定。光电开关实验,来不及购买合适的光源,就利用太阳光,在盛夏的烈日下,一蹲就是几小时。从工厂买来了膜片,从仓库找来了简单的机壳。可最伤脑筋的是玻璃片上的刻度标定,有的国家是镀铬,有的国家是镀银,造价太高,而且波形也记录不完整。他们像大海捞针一样把资料翻来查去,居然在一个杂志上发现了用烟熏代替镀膜的资料,真是喜出望外!他们赶紧找来蜡烛,一试,行。可是,烟一抹就掉,不好保存,他们又在上面涂了一层蜡。到11月份,大型化爆实验时,他们的样机也诞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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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在指挥所,总指挥张爱萍上将高兴地向北京守候在电话机旁的周总理报告:成功了!核试验成功了!
辛苦的付出终于有了些许慰藉,1963年11月,代号叫“614运动会”的大型化爆实验就要开始了。这是对核测试科研课题的一次综合性验收。11月中的一天,一声巨响,鸟儿惊飞,枯枝震落,林俊德他们的心也随着电机的转动紧张地狂跳起来,几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样机,半年的心血汗水就看今天了。巨响过后,林俊德小心翼翼地打开样机,取出玻璃片,经过分析验证,压力自记仪的原理实验成功了。
大型化爆后,研究所搬到北京通县。这时,英美苏三家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已经公布,全世界都看着中国,都重视着中国尖端科研事业。风紧云骤,时间越来越急迫了。国防科委和基地首长,经常到研究所看望大家,转达党中央、毛主席、周总理的关怀和指示,鼓舞大家的斗志。样机实验成功大大增强了他们的信心,可是要研制成套机器,赶上首次核试验,大量更艰巨的工作还在后面。最大的问题是动力。
经过认真考虑,林俊德提出用钟表式发条做仪器动力的设想。这是一个关键性的突破!可是要变成现实也不那么简单,手表、怀表、秒表、闹钟、座钟——各种发条都试过了,频率不够,达不到指标要求。高射炮弹引信速度够了,可质量又不行。有一天他又在苦思冥想,“丁零零——”一阵闹钟的铃声,打断了他脑子里的发条,闹钟!他眼前豁然一亮,闹钟打铃不也是用发条吗?对,用这种结构再试一试,峰回路转,柳暗花明,成功啦!
在林俊德和战友们一起努力下,中国自己的第一代钟表式压力自记仪终于诞生了!仪器重量只有几公斤,造价只有几百元,研究所的领导把它命名为丙型压力计。
浩瀚无涯的戈壁滩上,集结了千军万马,汽车列阵,帐篷成城,工号星罗棋布,铁塔高耸云端。每个部门每个环节每个人都在紧张地准备着、工作着。
一到厂区,林俊德和战友们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。他们坐着卡车穿着防护服,练布点、练回收。迎着风沙、顶着烈日做各种现场试验。晚上回到帐篷,还要设想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,研究处理问题的方法。场区指挥部首长强调,任何疏忽都会造成一生的隐痛。林俊德和战友们强烈感到责任重大。
虽然,压力自记仪经过了多次的化爆试验、各种条件下的标定,他们心里是有底的,但那毕竟都是模拟试验,真的核爆炸中,能不能拿到数据,会不可能会出现意外,谁的心能放得下啊!他们一共30台仪器,对每一个零件都是擦了又擦,对每一个环节都是查了又查。仪器安装时,都是由林俊德亲自动手,其他同志都站在一旁紧盯着操作程序,严格地检查他每一个动作。安装好之后,还老是不放心,一有空就坐下来想啊想,看还有什么问题。
生活是艰苦的。十几个人住一顶帐篷,中午气温达40多摄氏度,地表温度有时达六七十摄氏度,热得睡不着。有时狂风卷着热浪,裹着沙粒呼啸而来,人们从帐篷走到食堂,竟能刮来小半碗沙子。炊事员只好把饭盛在保温桶里,用被子包上,一个一个帐篷送。最困难的是水,当时,他们都是吃孔雀河水。这水可没它的名字那么美好,又苦又咸又涩,大多数人吃了就闹肚子。
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,林俊德和他的战友们终于迎来了难忘的一天。1964年10月16日15时,一道闪电,一声惊雷,蘑菇云升起来了!人们情不自禁的跳啊喊呀,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,胜利地欢呼响彻山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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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指挥所,总指挥张爱萍上将高兴地向北京守候在电话机旁的周总理报告:成功了!核试验成功了!周总理问:根据什么证明是核爆炸,而不是大型化爆呢,这时,身经百战的将军激动得像个孩子,张着手、转着身向大家发问:你们说说根据什么证明是核爆炸呢?根据什么?
在两顶帐篷连起来临时搭起的工作室里,林俊德和其他科学技术人员一起正在紧张地工作。他们没能够和大家一起狂欢。爆炸过后,他们抱起自记仪就往这里跑。在帐篷的一角,林俊德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他们的“罐头盒”——测量冲击波超压的压力自记仪。紧接着,他们把记录着波形的玻璃片取出来。研究所的梁立银将它放在测量显微镜下细心地观测着,汗水顺着眉毛头发一个劲儿往下淌,别的同志帮不上忙,就在旁边用手绢给他擦汗:
压力自记仪数据证明这次核爆炸是成功的。同时,某单位的冲击波机测仪器也取得了和压力自记仪近似的数据。其他各个项目也都证明第一颗爆炸达到了预期的结果。
证明核试验圆满成功的各种数据很快报告给了周总理,报告给了党中央、毛主席。1964年10月16日晚上,宣告中国首次核试验圆满成功的新闻公报发表了!社会主义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!